[时间范围]起于癸酉年（公元前48年），止于己卯年（公元前42年），一共七年。

汉元帝孝元皇帝 初元元年（癸酉年，公元前48年）

春季，正月，辛丑日（初四），将孝宣皇帝安葬在杜陵；大赦天下。

三月，丙午日（初十），立王氏为皇后，封皇后的父亲王禁为阳平侯。

将三辅地区（京畿）、太常管辖的官田以及各郡国公田、苑囿中可以节省出来的土地，分给贫民耕种谋生；家产不满一千钱的，借贷给他们种子和口粮。

封外祖父平恩戴侯（许广汉）同母弟的儿子、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。

夏季，六月，因为民间发生瘟疫，元帝下令减少太官（掌管御膳）的膳食费用，裁减乐府人员，节省皇家苑囿的马匹，用以救济困乏的百姓。

秋季，九月，关东地区十一个郡、国发大水，发生饥荒，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；朝廷调拨邻近郡国的钱粮进行救济。

元帝早就听说琅邪人王吉、贡禹都精通儒家经典，品行廉洁，派使者去征召他们。王吉在路上病逝。贡禹到达后，被任命为谏大夫。元帝多次虚心向他请教政事，贡禹上奏说：“古时候的君主节俭，只征收十分之一的税，没有其他赋税劳役，所以家家富足。高祖、孝文帝、孝景皇帝时，宫女不过十几人，马厩里的马不过一百多匹。后世争相奢侈，越来越严重；臣子们也互相仿效。臣愚昧地认为，要完全恢复太古时代的风俗很难，但也应稍稍效法古代，自我节制。如今宫殿建筑已经落成，无可奈何了；其余方面都可以裁减。过去齐地负责供应皇室服装的三服官，每年进贡的衣物不过十箱；如今齐地的三服官，各有工匠数千人，一年耗费数亿钱，马厩里的马光吃粮食的就将近一万匹。汉武帝时，又搜罗美女数千人，用来充实后宫。到他去世时，陪葬的金钱财物、鸟兽鱼鳖等共一百九十种；又把后宫宫女安置在陵园守陵。到孝宣皇帝时，陛下（元帝）对这些做法不好说什么，群臣也因循旧例，实在令人痛心啊！所以使得天下人承袭这种风气，娶妻纳妾都大大超过限度，诸侯的妻妾有的多到几百人，豪富官吏和百姓家里养歌女的多达数十人，因此宫内多怨女，宫外多单身汉。至于百姓的丧葬，也都竭尽地上的财物来充实地下。这种过失的根源在于君主，而责任在于大臣们因循旧例的罪过。希望陛下能深入考察古代治国之道，遵循节俭的传统。大量裁减车马服饰器物，减去三分之二；选择后宫贤德的女子，留下二十人，其余全部遣送回家，以及各陵园没有子女的宫女，也应全部遣送；马厩里的马可以不超过几十匹，只保留长安城南苑的土地，作为打猎的场所。如今天下饥荒，难道不应该大大减损自己的用度来救济百姓，以顺应天意吗！上天降生圣人，是为了万民，并非只让他自己享乐而已。”元帝很赞赏他的话，下诏命令：各离宫别馆皇帝很少临幸的，不再修缮；太仆减少喂马的谷物；水衡都尉（掌管皇家苑囿）减少喂食野兽的肉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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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光评论说：忠臣侍奉君主，要求君主做困难的事，那么容易的事不用费力就能做好；补救君主的短处，那么他的长处不用鼓励就能发扬。汉元帝刚即位时，虚心向贡禹请教，贡禹本应先指出当时最急迫的问题，后说可以缓办的事。那么当时最大的祸患是什么呢？是元帝优柔寡断，奸佞之臣掌握大权，而贡禹对此只字不提；恭谨节俭，是元帝一向的志向，贡禹却孜孜不倦地谈论它，这是为什么呢！假使贡禹的智慧不足以认识到这一点，怎么能称得上贤能！如果知道而不说，罪过就更大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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匈奴呼韩邪单于再次上书，说部众生活困难。元帝下诏命令云中、五原两郡调拨二万斛粮食供给他们。

这一年，首次设置戊己校尉，让他们在车师旧地屯田。

汉元帝孝元皇帝 初元二年（甲戌年，公元前47年）

春季，正月，元帝巡幸甘泉宫，在泰畤举行祭天典礼。乐陵侯史高以外戚身份统领尚书事务（实际掌权），前将军萧望之、光禄大夫周堪作为他的副手。萧望之是着名儒者，与周堪都因为做过元帝师傅的旧恩，受到元帝信任，多次被召见宴饮，谈论治乱之道，陈述为政方略。萧望之推荐宗室中通晓经学、品行端正的散骑谏大夫刘更生（刘向）为给事中，与侍中金敞一同在元帝左右拾遗补阙。四人同心谋划商议，用古代制度劝导元帝，对朝政多有纠正；元帝很乐意采纳他们的意见。史高只是空占职位而已，因此与萧望之有了嫌隙。

中书令弘恭、仆射石显，从宣帝时就长期掌管中枢机要，熟悉法令条文；元帝即位后身体多病，认为石显长期掌管机要，是宦官没有外党（与外朝无勾结），专心一意可以信任，就把朝政委托给他，事情无论大小，都通过石显禀报决定，石显的尊贵宠幸倾动朝廷，百官都恭敬地侍奉他。石显为人机灵聪明，熟悉事务，能深刻体会皇帝微妙的心意，内心阴险狠毒，善于狡辩，用以中伤别人，对稍有得罪或瞪他一眼的人，就施加严法；他还与车骑将军史高内外勾结，议论朝政常常坚持按旧例办，不听从萧望之等人的意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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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望之等人忧虑许氏（许皇后家族）、史氏（史高家族）放纵不法，又痛恨弘恭、石显专权，就向元帝建议说：“中书是政令的根本，国家的机要部门，应该由贤明公正的人担任。汉武帝在后宫游宴，所以任用宦官，这不是古代的制度。应该废除由宦官掌管的中书，以符合古人不近受刑之人的道义。”因此与史高、弘恭、石显的矛盾加深。元帝刚即位，谦让谨慎，不愿轻易改变旧制，讨论很久不能决定，就把刘更生调出担任宗正（管理皇族事务）。

萧望之、周堪多次推荐名儒和优秀人才作为谏官人选。会稽人郑朋暗中想投靠萧望之，上书揭发车骑将军史高派遣门客在各郡国谋取私利，以及许、史两家子弟的罪过。奏章由周堪看过，周堪禀告说：“让郑朋在金马门待诏。”郑朋写信给萧望之说：“如今将军制定的规划，是像管仲、晏婴那样就停止呢，还是准备忙到日头偏西，直到像周公、召公那样才罢休呢？如果像管仲、晏婴那样就停止，那么我将回到延陵的河边隐居，终老一生算了。如果将军要振兴周公、召公遗留的事业，亲自听取各方意见，那么我或许愿意竭尽微薄之力，奉献万分之一的忠诚！”萧望之开始接见郑朋，推心置腹地接待他；后来知道他是奸邪之徒，就与他断绝了往来。郑朋是楚地士人，因此怨恨，转而投靠许、史两家，推翻他之前所说许、史两家的事，说：“那都是周堪、刘更生教我的；我是关东人，怎么会知道这些事！”于是侍中许章禀报元帝接见了郑朋。郑朋出来后扬言说：“我拜见皇上，告发了前将军萧望之五个小过失，一个大罪状。”待诏华龙品行污秽，想投靠周堪等人，周堪等不接纳，他也与郑朋勾结在一起。

弘恭、石显指使郑朋、华龙二人告发萧望之等人阴谋罢免车骑将军史高，疏远并斥退许、史两家的情状，等候萧望之休假出宫的日子，让郑朋、华龙上书告发。元帝把此事交给弘恭查问，萧望之回答说：“外戚在位大多奢侈淫逸，我想匡正国家，并非做邪恶之事。”弘恭、石显上奏说：“萧望之、周堪、刘更生结党营私，互相吹捧举荐，多次诬陷控告大臣，诽谤离间皇亲国戚，想以此独揽大权。作为臣子不忠，欺骗皇上大逆不道，请谒者（官名）召致廷尉（即下狱）。”当时元帝刚即位，不明白“召致廷尉”就是下狱的意思，就批准了他们的奏请。后来元帝召见周堪、刘更生，被告知：“关在监狱里。”元帝大惊说：“不是让廷尉问问而已吗？”于是责备弘恭、石显，两人都叩头谢罪。元帝说：“让他们出来处理政事。”弘恭、石显趁机让史高出面说：“皇上刚即位，还没有用德政教化闻名天下，就先拿师傅开刀验证（刑罚）。既然已将九卿、大夫（指萧望之等）下狱，应该就此判决免职。”于是元帝下诏给丞相、御史大夫：“前将军萧望之，教导我八年，没有其他罪过。如今事情久远，记忆不清难以明了，特赦免萧望之的罪过，收回前将军、光禄勋的印绶；周堪、刘更生都免官为庶人。”

二月，丁巳日，立元帝的弟弟刘竟为清河王。

戊午日，陇西郡发生地震，毁坏城墙房屋，压死很多人。

三月，立广陵厉王刘胥的儿子刘霸为王。

元帝下诏：停止黄门（宦官机构）掌管的车马狗马，将水衡都尉管辖的禁苑、宜春下苑、少府管辖的佽飞（掌管弋射）外池、严籞（禁苑）的池田借给贫民耕种。又下诏大赦天下，推举茂材异等（杰出人才）、直言极谏之士。

夏季，四月，丁巳日，立皇子刘骜为皇太子。待诏郑朋推荐太原太守张敞，说他是先帝时的名臣，适合担任皇太子的师傅。元帝征求萧望之的意见，萧望之认为张敞是能干的官吏，胜任处理繁乱政务，但才能不够厚重，不是做太傅的人才。元帝派使者征召张敞，想任命他为左冯翊，恰好张敞病逝。

元帝下诏赐萧望之关内侯爵位，任给事中，每月初一、十五朝见。

关东地区发生饥荒，齐地出现人吃人的惨剧。

秋季，七月，己酉日，再次发生地震。

元帝再次征召周堪、刘更生，想任命他们为谏大夫；弘恭、石显反对，结果都任命为中郎。

元帝对萧望之的器重并未停止，想依靠他担任丞相。弘恭、石显以及许、史两家的子弟、侍中、诸曹（各部门官员）都对萧望之等人侧目而视。刘更生（刘向）于是让他的外亲（亲属）上书谈论灾异变故，说“地震大概是为弘恭等人而来，不是为萧望之等三位孤臣而动的。臣愚昧地认为应该斥退弘恭、石显，以彰显掩盖善人的惩罚；进用萧望之等人，以开通贤者进身的道路。这样，太平之门就会打开，灾异之祸就会平息了。”奏书呈上后，弘恭、石显怀疑是刘更生所为，请求元帝追究上书人奸诈不实之罪，供词果然承认是刘更生指使；于是逮捕刘更生下狱，免官为庶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