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术的普及，竟以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，让最年轻的一代成为了家庭情感的“翻译官”。

林晚当即起草了一份新的运营方案，提议在全国范围内设立“童声转译员”机制，招募儿童志愿者，经过简单培训后，专门协助那些高龄或有表达障碍的使用者，将他们零散的口述内容，整理成清晰、温暖的语音留言。

湘西，崇山峻岭间的土家族村落。

苏霓在一次市场调研的归途中，意外路过这里。

村委会的公告栏旁，一棵百年老槐树的树洞里，竟嵌着一个造型古朴的木雕喇叭。

喇叭下方，贴着一张泛黄的纸条，上面用遒劲的笔迹写着：“心里堵得慌的话，就对着树洞说吧，风会把你的烦心事捎走的。”

苏霓的脚步像是被钉在了原地。

她一眼就认出，这正是三年前她作为志愿者来此时，跟村里人聊天时随口提到的一个“自然共鸣”的设想。

当时她只是觉得，冰冷的机器不如有生命的东西来得亲切。

一位正在抽旱烟的老村支书认出了她，笑着走过来，指了指那个木雕喇叭：“苏丫头，你当年那个点子，我们合计着，比你说的啥机器都好使。机器会坏，数据会丢，可这棵树，还能再活一百年哩。”

那一刻，苏霓只觉得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，瞬间冲散了多日奔波的疲惫。

科技的意义，或许本就不在于其本身有多么先进，而在于它能否像一粒种子，在人们的生活土壤里，生长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形态。

当晚，在招待所昏黄的灯光下，她凭着记忆，一笔一画地将那个木雕喇叭的设计图手绘下来，连夜寄给了远在总部的许文澜。

小主，

信封里，只有一张小小的附言：“把科技藏进生活里，它才算真正落地。”

而这份“落地”的力量，正在另一个场域，以一种更为刚性的方式展现。

法庭之上，空气凝重如铁。

陆承安代理的一起乡村妇女土地权益案，正陷入僵局。

被告方律师以原告方“未留下任何书面证据”为由，全盘否定了李大姐对其丈夫生前口头承诺赠予的土地拥有继承权。

“口说无凭。”对方律师的语气充满了轻蔑。

陆承安神色平静，他没有像对方预料的那样，播放任何可能被质疑合法性的录音证据。

他只是缓缓站起身，向法官申请：“我请求传唤本案的证人出庭。”

门被推开，五位与李大姐同村的妇女鱼贯而入，她们的脸上刻着岁月的风霜，眼神却异常坚定。

“王大妈，请你告诉法庭，关于这块地，你都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李大姐去年冬天在地头跟我说，这块地是她婆家早年分给她的，让她好生种着。”

“张阿姨，你呢？”

“她跟我说过好几次，就怕她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以后把地卖了，所以一直捏在自己手里。”

五位妇女，五段几乎相同的陈述，内容都是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的、李大姐的“念叨”。

被告律师终于忍不住站起来抗议：“法官大人，这些都只是传来传去的话，是闲聊，根本不能作为法律依据！”

法官看向证人席，威严地问道：“你们的依据何在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