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现在怎么办？继续审阿海？”周明远问道，手里的笔还停在笔记本上。

“审肯定要审，但光靠嘴问不行。”林砚摇摇头，“阿海是团伙里的小角色，知道的不多，而且走私案的证据链比收保护费更复杂，我们没有监控，没有指纹比对设备，就算找到货轮，也很难证明虎哥跟走私有关——总不能靠人证口供吧？”

这句话戳中了在场人的痛点。1985年的南州市局，刑侦技术几乎是空白：现场勘查靠放大镜和手电筒，指纹靠人工比对（全市只有一名老技术员会看指纹），连最基础的物证保存柜都没有，不少证物只能放在普通纸箱里，时间长了就发霉变质。

“我觉得，我们得申请引进设备。”林砚深吸一口气，说出了酝酿已久的想法，“比如简易的指纹比对仪，还有物证烘干机、复印机——上次我们抄虎哥的账本，因为没有复印机，只能手抄，抄错了好几个数字，差点影响了审讯。”

李建国愣了一下，随即苦笑：“你以为我不想？上次我跟局长提过，局长说市局今年的经费，连警服都快不够做了，哪有钱买这些‘洋玩意儿’？而且老同志们也有意见，说‘我们靠经验破案几十年了，没必要搞这些花架子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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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晓在一旁点头：“我之前去省厅培训，看到他们有台指纹比对仪，据说要十几万，相当于我们市局半年的经费。而且就算买了，也没人会用，还得派人参训，又是一笔开销。”

林砚沉默了。他知道李建国和苏晓说的是实话——1985年的中国，大部分地区的公安系统还在靠“人海战术”和“经验办案”，现代刑侦技术对他们来说，既陌生又昂贵。但他更清楚，如果不升级技术，像走私案这样的复杂案件，只会越来越难破，甚至可能让凶手逍遥法外。

“经费不够，可以先申请小额的，比如先买几台物证烘干机和复印机。”林砚拿起桌上的登记册，指着上面模糊的字迹，“你看，这些赃物登记信息，因为纸页受潮，好多字都看不清了，如果有烘干机，就能保存得更久。而且复印机可以提高效率，不用再手抄账本、口供，减少错误。”

他顿了顿，又看向李建国：“至于老同志们的意见，我们可以先做试点，比如在下次案件里，用新设备辅助勘查，让他们看到效果。上次采窖女尸案，我们用现代手法提取泥土矿物质，不也是让大家慢慢接受了吗？”

李建国看着林砚坚定的眼神，又看了看桌上的外汇券和外文标签，沉默了半天，终于把烟蒂扔在地上，用脚碾灭：“行，你写个申请报告，我帮你递上去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局长能不能批，我可不敢保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