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建国嗯了一声，又叮嘱了几句注意事项，转身去了自己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里恢复了安静，赵伟没再说话，却时不时用眼角余光瞥林砚，那眼神里的不服气，几乎要溢出来。

林砚没再理会赵伟，重新专注于卷宗。他一页页地核对笔录、现场照片、证据清单，生怕有遗漏。按照现代刑侦的标准，卷宗不仅要记录清晰，还要逻辑连贯，每个证据都要能对应到案件的某个环节，可现在看80年代的卷宗，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够完善——比如证人证言的记录，很多细节都过于简略。

他翻到证人询问笔录那一部分，里面记录了菜窖附近几位村民的证词，其中一位叫王秀莲的老太太，说案发前一天下午见过张强在菜窖附近转悠。林砚记得当时询问时，王秀莲还提过一句，张强那天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布袋，袋子看起来沉甸甸的，可笔录上只写了“见过张强”，没提布袋的事。

“奇怪，这细节怎么没记上？”林砚嘀咕了一句，拿起笔想补充，又觉得不妥——笔录是当时负责询问的民警记录的，他贸然修改不合适。他翻到笔录末尾的记录人签名，赫然看见“赵伟”两个字。

林砚心里咯噔一下，瞬间明白了。当时询问王秀莲的时候，赵伟负责记录，自己在旁边补充提问，王秀莲说布袋的事时，赵伟明显愣了一下，当时他还以为赵伟是没听清，现在看来，是赵伟故意漏记了。

他抬头看向赵伟，对方正低头看着文件，手指却无意识地敲着桌面，显然有些心不在焉。林砚深吸一口气，拿着卷宗走了过去：“赵伟，你看一下这份笔录，王秀莲老太太说的布袋，怎么没记上？”

赵伟的身体僵了一下，抬起头时，眼神有些闪躲：“布袋？有这回事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可能是老太太年纪大了，随口说的，不算关键线索，记不记都行。”

“怎么不算关键线索？”林砚提高了音量，“张强作案后要处理凶器和赃款，那个布袋很可能装的就是这些东西，就算不是，也是重要的旁证，怎么能漏记？”

周围的民警又看了过来，赵伟的脸涨得通红，猛地站起来：“我说是不重要就是不重要！你凭什么指责我？不就是破了个案子吗，真把自己当回事了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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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不是指责你，是提醒你办案要严谨。”林砚冷静地看着他，“笔录是案件的重要依据，一个细节都不能漏，万一因为漏记的细节影响了后续办案，谁负责？”